## 第五章 论辩文

### 第一节 论辩文的分类

我们对于一个问题发表一种主张，或是对于一个物事的性质、功用、效率、美恶下一种批评，或是对于人家的主张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态度，或是对于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党派发表一种劝告或觉书[2]——由这种种目的所发表的文章，都叫作论辩文。若分开来说：“对于一个问题发表一种主张”的是论说文；“对于一个物事的性质、功用、效率、善恶下一种批评”的是批评文；“对于人家的主张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态度，或是答辩人家反对自己的主张”的是辩驳文；“对于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党派发表劝诱或忠告”的是诱导文。

什么样的是论说文呢？请看下面的两篇文章：

“平民文学”这四个字，字面上极易误会，所以我们先得解说一回，然后再行介绍。

“平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这两样名词，也不可十分拘泥。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作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作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它普通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

现在，大家都是公民。从前头上顶了一个什么皇帝，那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家便同是奴隶，向来没有贵族、平民这名称阶级。虽然大奴隶对于小奴隶，上等社会对于下等社会，大有高下，但根本上原是一样的东西。除却当时的境遇不同以外，思想趣味毫无不同，所以在人物一方面上，分不出什么区别。

就形式上说，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但这也不尽如此。古文的著作，大抵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所以确有贵族文学的性质。至于白话，这几种现象，似乎可以没有了。但文学上原有两种分类，白话固然适宜于“人生艺术派”的文学，也未尝不可做“纯艺术派”的文学。纯艺术派以造成纯粹艺术品为艺术唯一之目的，古文的雕章琢句，自然是最相近；但白话也未尝不可雕琢，造成一种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文学，那便是虽用白话，也仍然是贵族的文学。比如古铜铸的钟鼎，现在久已不适实用，只能尊重它是古物，收藏起来；我们日用的器具，要用瓷的盘碗了。但铜器现在固不适用，瓷的也只是作成盘碗的适用。倘如将可以做碗的瓷，烧成了二三尺高的五彩花瓶，或做了一座纯白的观世音，那时我们也只能将它同钟鼎一样珍重收藏，却不能同盘碗一样适用。因为它虽然是一个艺术品，但是纯艺术品，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生的艺术品。

照此看来，文章的形式上，是不能定出区别，现在再从内容上说。内容的区别，又是如何？上文说过贵族文学形式上的缺点，是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这内容上的缺点，也正如此。所以平民文学应该着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我们不必讲偏重一面的畸形道德，只应讲说人间交互的实行道德。因为真的道德，一定普遍，决不偏枯。天下决无只有在甲应守、在乙不必守的奇怪道德。所以愚忠愚孝，自不消说，即使古代常说的殉节守贞，也是全不合理，不应提倡。世上既然只有一律平等的人类，自然也有一种一律平等的人的道德。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我们说及切己的事，那时心急口忙，只想表出我的真意实感，自然不暇顾及那些雕章琢句了。比如对众表白意见，虽可略加努力，说得美妙动人，却总不至于诌成一支小曲，唱的十分好听，或编成一个笑话，说得哄堂大笑，却把演说的本意没却了。但既是文学作品，自然应有艺术的美。只需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这便是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与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所以有别。

平民文学的意义，照上文所说，大略已可明白。还有我所最怕被人误会的两件事，非加说明不可——

第一，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白话的平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单以通俗为唯一之目的。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它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

第二，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在现在平民时代，所有的人都只应守着自立与互助两种道德，没有什么叫慈善。……平民文学所说，近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

——周作人《平民文学》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子，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史记》

第一篇文章，周作人先生提出“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做他的平民文学的主张；第二篇虽说在列传里面，可以说是司马迁的一篇《古代经济思想的起源论》。他对于经济思想发生的基本观念，只是“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一句，至于他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以上两篇都是论说文。那么，什么样的是批评呢？再看下面的两个例子：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悦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

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见舞《象箾》《南》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纻衣焉。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适卫，说蘧瑗、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也，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

——《左传》

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与蒲松龄相次，自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司马迁、班固之言！”

——章太炎《与人论文书》

这一段文字是批评近代文学的；前头那一篇是批评人、乐和舞的，便都是批评文了。又什么样的是辩驳文呢？再看下面例子：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左传》

公薨之月，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晋侯以我丧故，未之见也。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士文伯让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闬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今吾子坏之，虽从者能戒，其若异客何？以敝邑之为盟主，缮完、葺墙，以待宾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请命。”对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国，诛求无时，是以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逢执事之不闲，而未得见；又不获闻命，未知见时。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其输之，则君之府实也，非荐陈之，不敢输也。其暴露之，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卑庳，无观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馆如公寝；库厩缮修，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圬人以时塓馆宫室；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代，巾车脂辖，隶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属各展其物；公不留宾，而亦无废事；忧乐同之，事则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宾至如归，无宁菑患；不畏寇盗，而亦不患燥湿。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踰越；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若又勿坏，是无所藏币以重罪也。敢请执事：将何以命之？虽君之有鲁丧，亦敝邑之忧也。若获荐币，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惮勤劳！”文伯复命。赵文子曰：“信。我实不德，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谢不敏焉。

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乃筑诸侯之馆。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左传》

前边两篇文章是辩驳文章中的答辩体。不过第一篇是朋友间和平的讨论，后一篇是国际间一面带着责问的态度，一面含有抗辩的性质。至于近世论辩文章，以我所见，其平易近人而又雅俗共赏、不背逻辑的，无过于章士钊先生的作品，现在不能具引，仅节录一二节以见一斑：

愚熟观严先生之论，而见其最为惶惑者，则民约之所自起也。其言曰：“草昧之民，其神明既为迷信之所深拘，其形骸又为阴阳之所困厄，忧疑好杀，家相为仇。是故初民号为最苦。……卢梭之所谓民约，吾不知约于何世也。”此即生物学家所以窘卢梭者。实则初民相争好杀之相，郝伯斯（霍布斯）立说，已想像及之，并非生物学者之所创论。即在吾国，柳子厚作《封建论》，已能言其梗概，此先郝伯思又近千年矣。惟有当注意者，则二子之所推论，虽与生物学者约略相通，而后者以证民约之不可能，前者则转以为民约之所由始。郝之言曰：“民之始犹禽兽也，离群处独，狞毅犷愚，人以其一而与其群为战。当此之时，其小己之自由固甚大也。然而弱肉强食，昼夜喘喘，无一息之休居，不得已乃相约为群焉。”是所谓约，即约于弱肉强食之时也。柳之言曰：“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兹虽未明言约，而争者皆愿听命于能断曲直者，非有约胡能？是所谓约，即约于假物相争、争而不已之时也。卢梭之所言约，质虽不同，而起源大率如是。严先生尝评郝说而以为似矣，顾乃不知卢梭之民约，约于何世何耶？

——《读严几道〈民约平议〉》

愚之所最不可解者，首在筹安二字。彼岂不以由我之道，国家可得长治而久安也，则所谓安者，果愚所见非谬，当以国中不见革命之祸为衡。而国中不见革命之祸，苟非国中利害冲突，质剂停匀，断乎无幸。此其理昭哉无翳，虽至愚者不能瞑目而无见也。今若于仓黄之中，推翻共和，创设帝政，此其所为影响于革命者，有二要义，一曰己身以革命倡，一曰认革命为宪法上之权利。此非愚一人之私言也，卜硕德（Charles Borgeaud）之论法兰西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之投票曰：“票为可决，实不待言。苟一票否焉，则此一票，意在主战，故凡共和国遭逢此境，政府所事，直革命之行为。罗伯士比（罗伯斯庇尔）所用革命字，其义指此，良不诬也。当是时也，造法之权，在法操之国民，而为暴力所支，不能运用。其在事实，则谁能行苛叠达[3]者，谁即拥有造法之权耳。谁能别行一苛叠达，造法之权，又即归之。”前举二义，已可于此数语中，约略尽之，则其事正与革命为媒，而漫曰安焉安焉，此非别有奥义，为浅暗所不及知，乃自陷于矛盾而不觉矣。

——《帝政驳议》

这两段是辩驳人家的主张的文章。至于答辩人家反对议论的文章，则如：

对于你们提出的重要问题，“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筑好政府呢？”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本来破坏与建设都不是绝对的相反，它俩的关系也有点像你们说的鸡蛋与鸡的关系；有时破坏即是建设，有时建设即是破坏，有时破坏必须在先，有时破坏自然跟着建设而来，有时破坏与建设同时并进，等到鸡蛋壳破裂时，小鸡也已下地了。况且人各有偏长，而事业须合众长。烧房子有时要人做，收拾颓椽剩瓦也要人做，打图起屋也要人做。我曾说过：

君期我作玛志尼（朱塞珮·马志尼），我祝君为倭斯袜（威廉·奥斯特瓦尔德）。

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

我们对于国人的宣誓是：

各行其是，各司其事。

再者，我们很诚恳的替你们指出“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到民间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

——胡适《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答辩》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

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与？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皙，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饥”也，唯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耶？”

——韩愈《讳辩》

这两篇文章的辩论的理由，就一方看来是很充分的，但我并非绝对赞成他们的主张。不过韩愈作《讳辩》，其理由，虽以现在眼光观之，觉得不甚充分，然在当时，还算是大胆。且其词锋犀利，引征翔实，很可做辩驳文的榜样。

现在要讲诱导文了。这一种文章，虽然说理，但偏于感情方面，或是出于“将成其美，匡救其灾”的意思，所以要有诚恳的态度、谦虚的辞气，又要处处留心所诱导者的心理，因势而利导之。所以这一类文章，大部分包括在书信里面。至于古代文章像《孟子》一书，差不多都是此类文章。现在只引一两条做例，等到后面《书信的写法篇》内，再行详细讨论。例如：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混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梁惠王下》

因齐宣王好勇，遂劝他好勇以“安天下之民”，便是诱导的好法子。又如：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有人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孟子·梁惠王下》

因齐宣王毁明堂之问，遂劝他“行王政”；因他好货，遂劝他“与百姓同之”，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因他好色，则又劝他“与百姓同之”，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真可算得善于因势利导的了！

### 第二节 论辩文要讲逻辑

我们同人辩论的时候，必须有我们辩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名学，又叫论理学，西人叫作逻辑。所以普通都把它叫作“推理的科学”（The Science of Reasoning），又把它叫作“科学的科学”（The Science of Science）。中国自孔子起，便注重“正名”。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不过他只把这个意思运用到论政治上去，并没有详细说明他的方法。墨子则不然了，他说：

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情？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

——《墨子》

他所谓“立仪”，就是要先定论辩的“名学”“谓发议论若不以论理学为基础，那议论都算白发了”（见梁启超《墨子学案》）。《墨子·小取》说：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

上边所说的哪一样不是我们人生所不可缺的生活需要？于此我们可以见得论辩或名学关系重大了。名学有两类：（一）演绎的名学；（二）归纳的名学。

（一）演绎的名学（Deduction）

怎样叫作演绎的名学呢？就是“自一事或一理推及他事或他理，故其为根据之事理为已知，或假设为已知，而其推得之事理为已知事理之变体或属类”（胡明复《科学方法》）。

这种演绎法，我们随时随地的言语动作皆受它的支配，而且自上智以至于愚夫愚妇皆受它的支配，几而不自觉。比如，甲不洗澡，我们便说“他不讲卫生”，因为讲卫生的必常洗澡。又如，我们看见墙脚下的石头上发湿，便说“呀，明天要落雨”；月亮四围有白圈，我们便说“呀，明天要刮风”，因为俗话道：“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其式如下：

〈一〉墙脚下的石头发湿要落雨。

〈二〉现在墙脚下的石头发湿了。

〈三〉故知要落雨。

这就是演绎法的三段论法（Deduction Syllogism）：〈一〉是大前提（Major Premise），〈二〉是小前提（Minor Premise），〈三〉是结论（Conclusion）。怎样叫作大前提呢？就是提出一件普遍认为真实的事实的例子。怎样叫作小前提呢？就是说者或辩论者所提出与这例子同类的事物。有大前提的例子，小前提的同样推出来的便是结论。这就叫作三段论法。又如：

大前提——凡人皆有死，

小前提——孔子人也，

结论——故孔子必有死。

这是西洋的三段法。至于印度因名学论辩的方式则如下：

声是无常……宗

所做性故……因

譬如瓶等……喻

瓶有所做性，瓶是无常；声有所做性，声亦无常……合

是故得知声是无常……结

也可把它作为三段，并不失它的辩论的精神。如：

声是无常的（无常谓不能永远存在）……宗

因为声是做成的……因

凡是做成的都是无常的，例如瓶……喻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普通的论辩不必用三段法，只用两段法（Enthymeme）就行了。比如，我们说“孔子必死，因为他是一个人”，或者说“孔子必死，因为人皆有死”。前面一句，省去大前提；后面一句，省去小前提。这样的论理形式，省略大前提或小前提的，就叫作两段论法。

但是我们虽然晓得这种论证的方法，要是不“搜求一切事物的真相”和“整理各种现象相互之关系”，这种推理，非徒无益，反而有害。墨子说得好：

焉（训“乃”）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

就是教人不但要明白名学的形式，还要详求事理，推究因果，做名学的基础。（参看梁启超《墨子学案》）

然要“搜求一切事物的真相”和“整理各种现象相互之关系”，又非徒用演绎的名学所能奏效。比如《孟子》说：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韩愈说：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

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他们论证的大前提都是非“圣人之徒”违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道”，就是犯了不能“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的毛病。要医这种毛病，一定要用归纳的名学。

（二）归纳的名学（Induction）

怎样叫作归纳的名学呢？就是：“先观察事变，审其同违，比较而审察之，分析而类别之，求其变之常、理之通，然后综合会通而成律，反以释明事变之真理。故归纳之法，其首据之事理为实事，而其归纳之结果则为通理，即实事运行之常则也。”（见胡明复《科学方法》）比如，你要到水果店里去买苹果，第一次拿了一个色青而质硬的咬了一口，又涩又缩嘴，把它丢掉了。第二次拿的一个也是又青又硬的，咬了一口，仍然是又涩又缩嘴，丢掉再咬别的，颜色、体质和味口都仍然同第一个一样。于是我们可以得了一个结论，就是：苹果之色青而质硬的，都是涩的，不好吃的。这就是归纳法。胡适先生研究“我、吾、余、予”四个字用法完全一样，搜出许多例证，便是应用这个方法。我且把它引在后面：

A.主格。

1.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

2.吾日三省吾身。——（《论语》）

3.余虽为之执鞭。——（《史记》）

4.予将有远行。——（《孟子》）

B.一，领格，不加“之”字的。

1.可以濯我缨。——（《孟子》）

2.非吾徒也。——（《论语》）

3.既无武守，而又欲易余罪。——（《左传》）

4.是予所欲也。——（《孟子》）

B.二，领格，附加“之”字的。

1.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左传》）

2.吾之病也。——（韩愈《原毁》）

3.是余之罪也夫！——（《史记》）

4.如助予之叹息。——（欧阳修《秋声赋》）

C.一，受格，在语词后的。

1.明以教我。——（《孟子》）

2.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愈《祭十二郎文》）

3.女为惠公来求杀余。——（《左传》）

4.尔何曾比予于管仲！——（《孟子》）

C.二，受格，在介词后的。

1.为我作君臣相悦之乐。——（《孟子》）

2.为吾谢苏君。——（《史记》）

3.与余通书。——（《史记》）

4.天生德于予。——（《论语》）

——胡适《国语文法概论》

这是研究学问搜集例证的归纳法，至于研究事理搜集例证亦同。例如：

兴言至此，最易流于悲观，发为过激之论。愚且极力自镇，除客气务尽，而唯质之内籀、归纳之方，事实既详，然后著为概说。夫夙昔以为忧者，非外力之深入乎？而今则有加无已也。有加无已，而吾惟解所以媚之。于是媚外之道，亦与之继长而增高。前清之外务部，宜望尘而莫之及也。夙昔以为忧者，非财力之困乏乎？而今则有加无已也。有加无已，而吾惟知借债以弥缝之。愈弥缝而愈困乏，愈困乏而愈不得不弥缝。坐是外人益益持吾短长，国款日见押，国产日见消，路矿日见失，甚且土地日见蹙也。夙昔以为忧者，非人民生命财产之危险乎？而今则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数千里之地，悉蹂躏于豕狼，焚烧淫掠，无所不至。政府倾南北劲旅数万众以合围之，卒莫能克。不仅不能克，时乃兵匪交通，共肆荼毒也。前者南京不毁于所谓乱党，而毁于所谓国军，而今则西北之元元，困于匪而又困于兵也。夙昔以为忧者，非行政不能统一乎？而今则内而部自为政加甚也；外而省自为政加甚也；地方财政之不可理加甚也；人民之感其痛苦又加甚也。夙昔以为忧者，非革命之子起自田间、粗鄙近利，不解政治乎？而今则方镇大员，莫或识丁；清流之士，四方屏迹。其他贩夫走卒刁生恶胥革员废吏之蝇集蚁附，俨然操数万万人之生命于其手而惟所欲割，其势日进而未有已也。夙昔以为忧者，非天下不定，商工失所乎？而今则“兵乱日闻于郡县，盗贼遍扰于城乡，商贾不行，农机停业”又烈于前也。而且武夫屠伯、奸绅猾吏，日借法律以为杀人之具，人不自保，何意谋生？因之企业愈停滞，利子愈下落，诚不知伊于胡底也。夙昔以为忧者，非党祸之烈乎？而今则无京无外，暗斗弥厉。掌政权者非某派不能；掌兵权者非某系莫可。大派之中，又含小派，正系之内，复分旁系。派派相牵，即系系相觝，恍若国家可亡，派若系不可乱。见象之恶，又非可以言语形容也。凡此种种，随笔所之，已至满幅。读者试思之，此其为说，容有未然者乎？

——章士钊《政本》

由此所举事实的归纳结果，便是：袁世凯解散国会，扑灭民党以后之政治，不但不足以强国，“即自保其弱，懦夫且嫌其难”。这就是应用他“将当今时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罗而剔抉之，如剥蕉然，剥至终层，将有见也”的方法。归纳的名学，至此当已略得大概，本书非专讲名学之作，不能详也。不过西洋名学的归纳法，自培根发明、穆勒发挥光大以后，欧洲的科学和文化始有此突飞之象。穆勒之归纳法的五种方法是：

〈一〉求同

〈二〉求异

〈三〉同异交得

〈四〉共变

〈五〉求余

杰文斯讲归纳则以归纳法只是演绎法的一种。“分开来说，归纳法有几步的功夫”：

第一步，观察一些同类的“例”；

第二步，提出一个假设的通则来说明这个“例”；

第三步，再观察一些新例，看它们是否和假设的通则相符合。若无例外，这通则便可成立；若有例外，须研究此项例外是否有可以解释的理由；若不能解释，这通则便不能成立。一个假设不能成立，便须另寻新假设，仍从第二步做起。

——胡适《国语文法概论》

依我看来，青年初学作文或和人辩论遇有疑难问题，还是照着《杜威论思想》或穆勒所举的那五种辩证方法，一步一步地推求前去，自然得着圆满的结果。梁任公先生说名学家一段论结露的原因的文章，很是有趣，今特不避烦琐，索性把它引在下面：

我们要知道空气为什么凝结而成霜露等物。第一步，可用求同法研究它。暑天饮冰水，看见玻璃杯的外面结露；冬天外边下大雪，屋里烧着大火炉，看见玻璃窗内面结露；拿面镜子或铜墨盒盖，用口向著它呵气，它面上就结露。综合这三种现象，可以得一个公例，是：“凡结露的物体，比诸四周围的空气较冷”，这算是一个原则了。但还有一种现象应该注意，夜间树叶上也结露，何以见得那块叶一定比四围空气冷呢？这很容易证明。试用两个寒暑表，一个悬在空中，一个放在叶上，那叶上的表，一定比空中的表温度较低。可见树叶结露的原因，完全与玻璃杯等相同了。这就是用求同法求出来。

虽然，何以见得这一定是原因不是结果呢？或者因为结露之故，才令该物体冷了，也未可知。即不然，或者别有一个原因，而结露与物体之冷同为联带的结果，也未可知。所以这个原则是否可靠，还要用别的方法来证明。于是用求异法。同是装着冰水，为什么玻璃杯结露，瓷器杯不结露呢？同在一个滑面上呵气，为什么玻璃镜的露结得快，墨盒盖上结得慢呢？同在一个墨盒盖上呵气，为什么光滑的那部分结露多，雕刻或锈坏的那部分结露少呢？就这些异处逐一求去，可见结露之有无快慢多寡，一定和该物体更有关系了。

于是再用共变法，将各种物体一一检查，可以发现两个原则：第一，传热难的物质结露易，传热易的物质结露难。第二，散热易的物态结露易，散热难的物态结露难。既是传热难而散热易的物体，那么，一面它的外部感受冷气，就把原有的热容易散了去；一面想从别处传通热量以补偿所消失，却甚迟慢。他那外层的滑面，自然是要比四围空气较冷了。这就可以证明最初发现的原则，一点都不错。

最后更用同异交得法来证实它。试取那种种结露的物体来比较：以物质论，或是玻璃，或是铜，或是树叶，各各不同；以形状论，或是圆的立体的，或是方的平面的，或是尖的，各各不同；以位置论，或在桌子上，或在墙上，或在空地，各各不同；以时候论，或在冬，或在夏，或在日里，或在夜间，各各不同。除却“传热难散热易本体比周围空气较冷”这一个条件外，其余各种情状，没有一样相同。然而同生出结露的现象。又翻过来，取那种种不结露的物体来比较，一个瓷杯，一个陶杯，一个石杯、玉杯、金杯、铜杯、竹杯、木杯，款式容量，都和玻璃杯一样，装着一样多的冰水，同一个时候，摆在一张桌子上，除却“传热难散热易本体周围空气较冷”这一个条件外，没有一样和玻璃杯不相同，然而都不能生出结露的现象。于是乎“传热难散热易本体比周围空气较冷为结露原因”这一个断案，便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墨子学案》

至此，归纳法的应用，当更加明白了。我们和人辩论的时候，准着这种方法，第一步多多地搜集与这问题相同的例子，第二步再搜求相异的事实而得相同的结果的原因；如果推出那不同的原因，与这同的例子并无违反，便可推出它们的共变的结果（或同异交得的断案）。不过我们要晓得：

（1）归纳法不能独擅其长的，必须与演绎法相互运用。因为归纳法搜集众多的事例，又要把这样众多的事例一一去应用，得了断案，成为定理；以后拿它做通则去推论，便是演绎法了。由此可知演绎法的通则，又都是由归纳法生出来的了。比如，“人皆有死”一个通则，我们用它断定“孔子必死”“苏格拉底必死”“你必死”“我必死”，这也是自古及今大家看见你我同类的人，千千万万，都是不到百年就会死的，所以归纳起来，得了一个“人皆有死”的通例。

（2）宇宙的真理，不是人能一下发现出来的，在这个时期，他发现了一部分，过了一些年，你又发现了一部分。所以此时认为真理的，后来便被人发现一部分的错误，于是所谓由归纳法推定的通例，便失其根据。牛顿“吸力说”出，科学界大庆成功；现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而牛顿的学说又要摇动。可见就是归纳法所推定的通则，也只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宇宙或有绝对的真理，而人类之智慧有限，科学之所得，只不过一时的、相对的应用通则罢了。

所以，我们和人辩论，不可轻于说绝对的话，就是归纳法、演绎法推定的，也只是比较的、一时的、相对的，一来可以免去多少名学上的谬误，二来也可以不致与人以罅隙、授人以攻击之端。

### 第三节 论辩的方法

我们和人辩论，固然要有名学的根据，又须有以下种种的方法把它表现出来。

（一）达变

天地间找不出两个同样的人，也找不出两株同样的树，举凡熙熙攘攘，林林总总，森罗万象，莫由尽同，所以同一马克斯主义一到了英国，便变成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到了法国，便变成了工团社会主义（Syndicalism）；到了俄国，便变成了多数派社会主义；到了美国，又变成了I.W.W.的组合。法国也是共和国，美国也是共和国，瑞士也是共和国，而美国是总统制，法国是内阁制，瑞士是行政委员制。于是可知，无论什么主义、什么制度，甲地同乙地所实现的一定不同——这就是变的缘故。又如，辛亥以前人人视皇帝为神圣不可侵犯，现在却不然了；从前对于军国主义提倡得最厉害，崇拜得最厉害的，现在却极力地提倡废督裁兵了；从前称徐世昌做大总统的，现在却请徐世昌走路了；从前随孙中山革命的，现在却威迫孙中山退位了。前后判若两人，今昔悬若天渊——这也是变的缘故。不过前边的变，是空间性居多；后边的变，是时间性居多。但是我们总要研究它们为什么变呢？这便是要“明因”了。

（二）明因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比如南北问题，我们便要问：为什么陈炯明要联络吴佩孚、孙中山要联络张作霖呢？转过来说：为什么张作霖要与孙中山联络、吴佩孚要与陈炯明联络呢？又比如梁启超的思想变迁，我们便要问：为什么他在前清主张君主立宪，革命以后，他也主张共和了呢？做总长的时候，便谈谈政治呀、内阁呀，一旦不做官，便又谈起社会来了？又如胡适的思想的变迁，为什么他初回国的时候，宣言二十年内不谈政治，现在居然主张“好政府主义”，且骂中国的事都是些清高的人不肯出来奋斗弄糟的呢？章太炎为什么始而骂蔡元培劝请孙中山退位，为南方的李完用，没有几天，却又电称黎总统，表示赞成他的意思？把这些问题解答了，便是明因。

（三）征兆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一种征兆；“履霜坚冰至”，也是一种征兆；“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也是一种征兆。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

……

（仓公答文帝诏问）臣意对曰：“……齐侍御史成

自言病头痛，臣意诊其脉，告曰：‘君之病恶，不可言也。’即出，独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内发于肠胃之间，后五日当臃肿，后八日呕脓死。’成之病得之饮酒且内。……”

——《史记》

我引这两段故事，就是要证明“征兆”关系很大。我们遇见一种特异的现象，皆可应用我们的学术经验，判断它将来的结果。章士钊先生说的：

夫至全国人举为亡国之预备，是其国有亡征，无可疑也。所谓亡征者何也？亦如前言，外患益益迫，财政益益穷，盗贼益益横行，地方政治益益紊乱，工商业益益衰败，官僚私斗益益急激是已。

——《政本》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能把一种事理的征兆看得清楚，便可拿它作为论辩的材料。《易经》说：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所谓“观其会通”，也只是从意象上着手；所谓“意象”，也不过是“天下之赜”的征兆，以此为论辩的材料，所以说“系辞焉以断其吉凶”。

（四）举例

我们要增加我们辩论的活力，必须善于举例。例是什么？就是某种事实在某种情形之下，或某种境况内涵有某种事实或某种事实情形，在同一情形或境况之下，必生同一的结果。所以，以彼例此，或以此例彼，借为论辩的武器，这便叫作举例。《墨子·小取》说：“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援”就是“援例”。有人说，援例，例在先而援在后；举例是先下结论，而后举例以证之，其实同物，不能以先后而分其性质。比如：

此观于吾之外交而可知也。前清之末，当局无能，识者其媚外，攻之特甚。而吾权利之未尽丧于满清之手，未始非舆论之功。又当时封疆大吏率多老成，与满廷旨趣不必划一。每当国有大计，机至迫切，颇能迳出所见，慷慨上争，与朝旨忤，所不计也。满洲末运，赖此而维持者不少。庚子之役，刘、张二督之保卫东南，今总统袁公之遮蔽齐鲁，明明与政府立异，而举国食其赐。其大证也。而今又何如矣？

——《政本》

这是用前清末造舆论与督臣和政府立异的好处，做他的“不好同恶异”的主张的例子。又如约翰·德凯的《墨西哥的狄克推脱（独裁者）论》说：

凡人论事，事后皆智。以墨乱言之，其先非无补救之术，特当局者不自知耳。惟美亦然，南北战争，距今五十年矣，而若从今推究所以免除内乱之法，未始无之。惟人性未完，先智不足。史例所诏，往往一国之内，何弊当更，何事当废，而其人民有权更之废之者，乃因循复因循，及至无可挽回，诉之武力。即欲为之，亦已晚矣。墨美固皆同例也。巴士的狱（巴士底狱）未陷之前数月，路易十六之所让于民者，广大无伦。苟若五年之前，仅出其一部与民更始，革命之祸，吾知免矣。迨站祸既开，无论所愿让者至于何许，要皆无济。以法证墨，又岂不然？

这是拿法国革命做墨国革命的例子的。又如：

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臧宣叔亦如晋乞师。皆主郤献子。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请八百乘。”许之。

——《左传》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

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

——《左传》

上边所谓“城濮之赋也……”和“禹、汤罪己……”云云，是拿以往的史实做例子的。举例第一要亲切，就是要与所论辩的事实，同一性质；第二要酌量所论证的问题的重轻，以为举例多寡的标准。不然，举例太多，喧宾夺主，反足以减少本文的精神。若是对于一个事体举了许多同类的例，然后证明所以的结论，或是先举许多同样的例，然后把它所得的结果抽绎出来，据以论断所辩论的问题，这便近于归纳的名学。《墨子·小取》所说的“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4]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也就是这个意思。

（五）比喻

当一种事理很费解或是不能直言的时候，则用比喻以代之，倒也有力，且很经济。比如：

柳氏啐道：“发了昏的，今年不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奶奶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像那黧鸡似的，还动他的果子！……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不和他们要去，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和老鸹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有’。”

——《红楼梦》

又如：

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用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

——胡适《问题与主义》

所谓“仓老鼠和老鸹去借粮……”和“临症须知”“验方新编”都是比喻。又如：

顾说者曰：今之人好以觝排异己罪政府，亦不尽然。某处亦用新人矣，参政且收各派矣，交涉败后，觉引用新学人物之要尤切，举世不谈之立法院，至由大总统三令五申，克期举办，子其谓何？愚曰：此《传》所谓“吾且柔之矣”。对抗力且以消失净尽，与曩言保持对抗力，以跻政治于常轨者，不正僢驰也耶？一年以来，颇闻有建议废学校复科举者，交涉既衄，又闻有颂功德请庆祝者，此其人皆夙称才士能吏，纵非崭新，而亦不能谓旧，顾何以如是？果其自始即持此见，冀贯彻之，吾又何责。而事乃大谬不然。偶见文道溪（文廷式）所遗杂识，谓有谭宗浚者，生平最恶洋务之人也。一日谒相国阎敬铭，阎称洋务不可不习。谭乃走告某御史，请上折设立洋务学堂。某怪之，则曰：“非此不足以取悦阎丹初也。”今之才士能吏，无往而不阎丹初其主者，故有如此之怪现象。

——章士钊《共和平议》

这种比喻带有例证性质，故更亲切有味；而“今之才士能吏，无往而不阎丹初其主者”一句，把特别名词用作他动词（日语外来词，同及动物词），越发生动。《说苑》上说：

（梁王）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若何？’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

可以知道比喻与辩证的关系了。比喻和举例有时似乎相同，其实不然。举例是用同样的事实来做例子。比如，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又说：“管仲，曾西之所不为，而子为我愿之乎？”比喻是用不同性质而仅有一部分的形状或情形和我们所要论证的物事相同，便拿来做譬。如孟子说：“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和人辩论最善于举例和比喻，学者可以拿它作为研究的材料。但是像他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那样的武断的举例和比喻，便要不得了。

（六）根据

我们和人辩论必须先有立论的根据，就是我们和人辩论所持的标准，也就是我们的根本观念——信仰。比如民国的政治行动，人民的权力的保障，要以民国《约法》为根据，违背《约法》的袁世凯和徐世昌，人民皆得起而非之、攻之、驱除之。在现在政治活动之下，没有人敢彰明较著地反对《约法》的。（若作学理上的讨论，则不在此例。）又如文学，我们要以古今大文学家的杰作做我们的研究和辩证的根据。不过这有一层困难，就是甲所信仰，认为可以做辩证的根据的，乙未必也认为可以做辩证的根据。所以和人辩论，需要“除客气务尽”，抛却主观见解，所引为根据的，务得听者读者全体的同情，方不致招人反对或反驳，然而难矣。

（七）证据

证据有两种：（一）物证；（二）人证。

张三做贼，李先生、王先生说，曾见他夜入某家行窃；镇上失火，李先生同张先生亲眼看见一个人拿着引火物丢在草堆里，事后他们说了。我们因为李、王和李、张都是诚实有信用的人，可以相信张三确是做贼，镇上失火确是人放的。这都是人证。不过人证很不足靠，最好的证据是与这一种事实有直接关系的物事。如路上有一个人，死在地下，头上受了斧痕的重伤，因而致命；于是侦查王二家里有一把斧子，其斧口与伤痕的长阔一样，再检查王二的衣巾上有血迹；又检出王二身边二百块钱的纸币；然后再打听死者的下落，晓得他于某日某夜动身赴某地，身边带有二百块钱中国银行五块钱一张的钱币；再回头查一查王二的纸币，果然同死者身上的一样，然后再追问王二，这纸币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没有确实着落，便可作为王二“谋财害命，拦路行劫”的证据。

又如《红楼梦》中的贾瑞调戏他嫂子凤姐，在凤姐“房后小过道子里那间空屋里”抱住贾蓉叫道：“亲嫂子，等死我了。”然后贾蔷也来了，若是凤姐真要到贾母跟前去告状，这真是“人赃俱获”，是最确实的证据。这虽是一个滑稽的比喻，然而于此可见物事的关系了。有时人证也没有，物证也没有，只得多多搜集与事实发生有间接关系的情况——旁证——一步一步地推去，也可得到相当正确的辩证。

### 第四节 论辩文的结构

论辩文的组织，普通的分四部：（一）发端；（二）陈述；（三）证明；（四）结论。

（一）发端

我们作文或演说，总要先叙明事由，然后才入正文。这样的事由，就是古人所谓“开宗明义第一章”。在本书，我叫它作“发端”。在论辩文或言论的辩论中，这个部分尤其要紧。要把所论辩的问题的意义和对手方的意见，先行大略申述一番，始足引起读者或听众的注意。因为作者或说者的态度和主张，皆可于发端中推见其一斑。不过发端的言辞切忌冗长和晦涩。晦涩则读者或听众不易领略，易使他们沉闷；冗长则过费读者或听众的脑力和时间，易使他们厌倦。所以发端词要简单明了，又要富于摄引力。如：

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以其宝玉来奔，纳诸宣公。公命与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诸竟，曰：“今日必达！”

——《左传·文公十八年》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天下》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柳宗元《驳复仇议》

上面三个发端：一个是叙辩论的事由，不明下断语，而是非曲直，已在其中；一个是总论全篇的大意；末了一个也是叙述辩论的事由，而末了下个断语。这是它们同之中不同的地方。

（二）陈述

接着发端之后，便入正文。入了正文，便须发表自己对于本问题的意见，或是答辩反对的言论，或是反对人家的主张。有的先历述一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舆论，然后陈述自己主张；有的先述所与论辩者对于本问题的意见，次述一般人对于此种意见的赞否，然后才把自己的主张发表出来；也有自己先提出主张，后才把各方面的议论一一批评。甚至有时故作一种惊世骇俗之论，以耸听闻，然后续续陈明，层层论辩，到了末了，卒归于平正通达，亦足以提起读者或听众的好奇心、研究心，以鼓舞他们的兴趣，减少他们的厌倦。例如：

公问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队，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行父还观莒仆，莫可则也。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夫莒仆，则其孝敬，则弑君父矣；则其忠信，则窃宝玉矣。其人，则盗贼也；其器，则奸兆也。保而利之，则主藏也。以训则昏，民无则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左传·文公十八年》（续前）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悦之，为之大过，已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氾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

——《庄子·天下》（续前）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以向，违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

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

——柳宗元《驳复仇议》（续前）

以上三个例子是接续发端所引的文章来的，不过三个例子虽同一陈述，但各有不同。第一个先拿先大夫先君的教训做准则，然后据以发表他对于莒仆必“出诸竟”的道理。第二个例子本是六段平行文章，前五段的组织完全相同，如：

〈1〉不侈于后世……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悦之……

〈2〉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

〈3〉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

〈4〉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

〈5〉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

〈6〉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

上头五段组织完全一样，第六段“惠施多方……其言也不中”组织形式虽稍有不同，而其意义实与上五段相同。一直到“证明”“结论”都是平行，此其所以不同也。第三个例子先推原刑礼之本，然后据以辩驳主张旌诛并用之非是。

（三）证明

发表意见之后，必有种种证据——圣贤训典、历史事实，或本问题的因果与事实——举出，始足以坚持立论的根据，确保读者或听众的信仰。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书》数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无违教也。曰‘纳于百揆，百揆时序’，无废事也。曰‘宾于四门，四门穆穆’，无凶人也。……”

——《左传·文公十八年》（续前）

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庄子·天下》（续前）

礼之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以甚哉！《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

——柳宗元《驳复仇议》（续前）

第一个例子，是拿史事做证据的。第二个例子，是拿史事，且拿墨者的言论和行为做证据的。第三个是拿圣经贤传做证据的。

（四）结论

到了证据确切、是非已定，便如公堂审判终了，两造辩护的是非曲直也已显然可见，胜负之数已分，然后审判官据以判断，而谳以定。所以结论在论文中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作者或说者聚精会神地辩论的最后目的就在此一段结论。如：

“……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几免于戾乎！”

——《左传·文公十八年》（续前）

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庄子·天下》（续前）[5]

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柳宗元《驳复仇议》（续前）

### 第五节 统一而不拘守

论辩的统一，自然也是要确守它的题旨，时时倾向它的中心思想。不过太拘守了，转失了文章的活气。所以遇到必要的时候，可以叙述一种故事以苏其气。这好一比：群山万壑，迤逦而来，忽大河当前，势若中断；然而山脉已由地底渡过，隔岸又复层峦叠嶂。此在山势本无伤其脉络联贯，而起伏靡常，波澜奔流，益足以增其雄奇，且表现其自然艺术的美。如韩非《说难》说：

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已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

——《史记》

我们读到“则非能仕之所设也”，忽然接上“宋有富人……郑人袭胡，取之”一段文章，似乎不相联贯，而一思其意，已可神与之会；后边又接着“然而……处知则难矣”一节按语，更觉息息相通，不但不失文章的统一，反足以增加兴趣。“昔者……而后说之矣”一段用意相同，可以类推。又如章士钊先生《共和平议》引《子华子·晏子问党》道：

晏子见于子华子曰：“日者，婴得见于公，公恶夫群臣之有党也，曰：‘子将何方以弭之？’婴无以应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虚心以承。”子华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齐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于君之朝，以党败之也。人主甚恶其党，则左右执事之臣，有所藉口矣。夫左右执事之臣，其讬宠也深，其植根干也固，背诞死党之交，布散离立，联累罗络而为之疏。苟非其人也，则小有异焉者，不得以参处乎其中间也。士以廉洁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从人之昏昏。洒焉若将有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执事之臣，因其修而隳之曰党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随其所甚恶而甘心焉，于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事（士）之自好者，削斫数椽，足以自庇，而一箪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资之躯，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齐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于齐也，小异者不容而已矣，今则疑似者削迹矣；小人之始至于齐也，媕婀脂韦者未必御也，今则服冕而乘轩者矣。小人之至于齐，为日未数数也，而其变更如此，齐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执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恶，因以隳游士之修，举齐之朝将化而为私人矣。日往而月易，筑坛级于宫，而君不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齐其殆矣乎！”

在这一篇文章，忽然说了这一大段故事，看来也似乎有点有碍文章的统一；然而“专政者之通象”已跃跃纸上，毫不费力，却自有一种蕴藉熨帖之致，且堂皇冠冕，令人无可置辩。此种作法，无以名之，名之曰“暗渡法”，犹山之忽而中断，实则由河底以达于彼岸也。

还有一种保持统一的法子，就是：常常把文中重要的语句提出，或稍变更字句提出，以醒读者的耳目，唤起他们的回顾。如《吕相绝秦》一篇就是这个例子。其文如下：

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场，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殽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垂，我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谷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左传》

本篇主意在说明“伐秦”之由——晋国怎样有德于秦，怎样对得起秦国，秦国怎样“无成德”，怎样对不起晋国……所以篇中提明“则亦既报旧德矣”“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是以有殽之师”“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是以有河曲之战”“我是以有辅氏之聚”“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皆是唤醒读者或听者注意的处所，所以我叫它作“提醒法”。

至于复说一层，也是保持统一的方法。把主要的思想找些适当的地方或时机，在文中或演说中常常反复申说，以清醒读者或听众对于本问题主要思想的记忆。

### 第六节 论辩文的脉络

联络在论辩的文章或演说中，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可以说再没有别的，减少文章或论辩的感化力，比没有联络更甚了；也可以说再没有别的，增加文章或论辩的感化力，比有联络更甚了。文章或语言的感应力能以强烈地引入下一句，才能使它本句格外有力；能以强烈地引入下一段，才能使它本段格外有力。或是有了第一句，第二句才见到好处；有了第二句，才见到第一句和第三句的好处。一段的联络也是如是。

（一）重要部分的提示

人的一身，自顶至踵，处处都有极自然、极顺序的关联，而最重要的，莫过于神经系统的结合。文章的联络，也专恃注意重要的部分，以为“神经系统”。就是把文中或演说中重要的部分，或明提，或暗示，使它的密切关系，能时时引起读者或听众的注意，自然可以保持，甚至增加联络的精神。此种情形，在论辩文中固然要紧，在演说中尤其要紧。因为文章还可以一再寻绎文中意义，演说则一说之后不能再说，若是不把重要的部分简单地时时提示，听众必难全体领会。如：

且美之批评，虽间亦因人而异，然不曰是于我为美，而曰是为美，是亦以普遍性为标准之一证也。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马牛，人之所利用者，而戴嵩所画之牛，韩干所画之马，决无对之而作服乘之想者。狮虎，人之所畏也，而芦沟桥之石狮，神虎桥之石虎，决无对之而生搏噬之恐者。植物之花，所以成实也，而吾人赏花，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善歌之鸟，恒非食品。灿烂之蛇，多含毒液。而以审美之观念对之，其价值自若。美色，人之所好也；对希腊之裸像，决不敢作龙阳之想；对拉飞尔（拉斐尔）若鲁滨斯（鲁本斯）之裸体画，决不敢有周昉秘戏图之想。盖美之超绝实际也如是。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

本段虽不言美育代宗教，而处处说美的“超绝实际”，便有取宗教而代之的可能性，这是提示的一个方法——联络的方法。又如：

何以言之？男女构精，名之曰“淫”，此淫名也。淫名，亦生民以来沿习既久，名之不改，故皆习谓淫为恶耳。向使生民之初，即相习以淫为朝聘宴飨之巨典，行之于朝庙，行之于都市，行之于稠人广众，如中国之长揖拜跪，西国之抱腰接吻，沿习至今，亦孰知其恶者？乍名为恶，即从而恶之矣。或谓男女之具生于幽隐，人不恒见，非如世之行礼者光明昭著，为人易闻易睹，故易谓淫为恶耳。是礼与淫，但有幽显之辨，果无善恶之辨矣。向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具于幽隐，而生于面额之上，举目即见，将以淫为相见礼矣，又何由知为恶哉？

——谭嗣同《仁学》

这一段就名之用发挥“天地间仁而已矣，无所谓恶也。恶者，即其不循善之条理而名之。用善者之过也”的道理。虽不提出“仁”之名，而“习谓淫为恶”理明辞达，意思已流露于外，所以在本文不失其联络，其提示之法，与前略同。

（二）明显的关系

上边所说的联络方法，虽说用来可以使文字或语言前后衔接，不相离贰，但还不甚明显，读者或听众还要用些脑力去贯穿它的意思，不如把它的明显的关系——题旨——常常提出，自然可以得到自然的联络。如：

宝钗道：“起首是《忆菊》；忆之不得，故访，第二是《访菊》；访之既得，便种，第三是《种菊》；种既盛开，故相对而赏，第四是《对菊》；相对而兴有余，故折来供瓶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觉菊无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词章，不可不供笔墨，第七便是《画菊》；既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处，不禁有所问，第八便是《问菊》；菊如解语，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虽尽，犹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梦》二首续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残菊》总收前题之盛。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

——《红楼梦》

这一段文字的次序既异常自然，而它的关系又异常明显，文字上的联络可算得天生成的了。这样的联络，文言文、白话文中很多，读者稍加注意，便可得着许多例子。

### 第七节 重点灌注开头、中间、结尾

论辩文或演说中，重点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一篇文章或一场演说，若是没有几处吃劲的地方，定然不能引起读者或听众的兴趣。不是读了一段两段便丢掉，便是听了十句八句便跑开。所以要想人家读了越想读，听了越想听，自然要特别注意重点的地方，然要不外乎：（一）发端；（二）中权；（三）后劲。

发端没有劲，后面虽有好文章、好议论，不能等到人家读到或听到好处便没有味了；中权，就是文章或演说的中间如果没有劲，读者或听众便要中道而废；后劲，就是文章或演说的煞尾若是没有劲，人家就是勉强读了或听了，也不过等诸过眼浮云，或如东风之吹马耳，哪里还能留着深的印象在他们脑筋里面？所以发端、中权、后劲，都要有重点。如：

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盟于王城。

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

——《左传》

这一段言语，始而曰“不和”，以晋国之败，而敢出此言，实在骇人听闻；继而曰“必报仇”，曰“必报德”，这样的决心，又属令人佩服；终则曰“以此不和”戛然而止，斩钉截铁，凛然难犯，何等有劲！至于前节所说的复说一法，也可以应用来做重点。

[1] 此处特指前文所引胡适翻译的短篇小说《柏林之围》。本书所引都德《柏林之围》、吉卜林《百愁门》、莫泊桑《梅吕哀》、契诃夫《一件美术品》、斯特林堡《爱情与面包》，皆出自胡适所译《短篇小说第一集》。

[2] 觉书：外交文书的一种，也称备忘录。

[3] 苛叠达：又译作“苦迭打”，法文Coup d’etat的音译，即“政变”之意。

[4] 同“它”。——原注

[5] 本篇以下各段均仿此。——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