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解说文的写法

### 第一节 解说文的分类

解说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读者解说一件事理，使他们了然它的内容和意义。

（1）我们当教习的上了讲堂，用种种方法引起学生对于我们所讲授的学科的注意，发挥里面的精义。若把这种语言记录起来，或是由教者自行编著，便是演说录或讲义——就是解说文。如：

什么叫作“转注”？这一瓶水，辗转注向那一瓶去，水是一样，瓶是两个。把这个意思来比喻，话是一样，声音是两种，所以叫作“转注”。譬如有个“老”字，换了一块地方，声音有点儿不同，又再造个“考”字。

有了这一件条例，字就多了。但是人的思想，万变不穷，说话也万变不穷，却往往就这个意思，移做别个意思，所以一个字往往包容三四个意思，又添出“假借”一件条例来。比如“令”字，本来是号令，后来发号令的人，也就叫作“令”，不必别造一个“令”字。“长”字本来是长短的长，后来看成年的人比小孩儿身体长些，也就叫作“长”；年纪老的也叫“长”；做了官，在百姓的上，也就叫作长。有了这一条例，字就省造了许多。

——章太炎《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

又如：

中国开化顶早。在四五千年以前，有一个皇帝，叫作伏羲氏。他做了八卦，就是☰乾（天）、☷坤（地）、☵坎（水）、☲离（火）、☶艮（山）、☳震（雷）、☱兑（泽）、☴巽（风）。（左边注的是卦的名目；右边注的是卦的意义。）这八个卦，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不过上古的时候，没有历史，并且事物还简单，所以这八卦为什么缘故要画这样一个形象，却无从知道。伏羲氏死了以后，便是神农氏做皇帝。那个时候，社会渐渐开明，事物比以前要多了，那简单的八卦，渐渐里不够用起来了。

所以到黄帝的时候，有一个仓颉，便照着万物的形象，造起字来。比如，“日”字作，像太阳的形象；“月”字作，像月亮的形象；“鸟”字作，“鱼”字作，像鸟鱼的形象；“草”字作，“木”字作，像草木的形象。这些是顶早造的字，就叫作“象形”字。但是有形可以像的，才可以造象形字；没有形可以像的，便又想出一种法子来。比如“上”字作，“下”字作，“立”字作，“上”“下”“立”这些字，都是没有形可以像的，于是假定一画做个标准，在一画上面竖“｜”，便是“上”字；在一画下面竖“｜”，便是“下”字；至于“立”字这一画，又把它当作地的记号，上面写个字（是古文的“大”字，“大”字本来的意义，就是“人”字），仿佛是人立在地上的样子。这种叫作“指事”字，意思是说指着这事体的样子，看了这个假定的形象，可以晓得这个字的意义。

后来还有“会意”字，是把几个字合成一个字，这几个字的意义，就是这合成的一个字的意义。比如，“天”字从“一”“大”两个字，就是说天是第一样大的东西，没有第二样东西能比它的；“初”字的意义，是起头裁衣服，所以从“刀”“衣”两个字，就是说拿把刀去裁衣服的意思；“休”字的意义，是说人休息，所以从“人”“木”两个字，就是说人坐在树木底下休息的意思；“老”字的意义，就是老年人，所以从“人”“毛”“匕”（现在楷书写“老”字，笔画都错，照正体，应该写做“”字），就是说人到老了，他身上的毛，如眉毛、胡须、头发这些东西，都是从黑颜色变化做白颜色的意思。（“匕”字就是变化的“化”字的正体。）这“象形”“指事”“会意”三种字都是从形象意义上头造出来的。

但是社会上的事体，是一天多一天，形象、意义是有不够用的时候，于是又造出一种“形声”字来。什么叫作“形声”字呢？就是一边写这字的形象（就是意义），一边写这字的声音。比如，“蘇”字，本义是紫苏，是草类的东西，所以从字就是草木的“草”字的正体），是个形；

声音和“稣”字一样，所以从“稣”，是个声。“喉”字本义是喉咙，喉咙在嘴里边，所以从“口”，是个形；声音和“侯”字一样，所以从“侯”，是个声。“響”字本义是音响，所以从“音”，是个形；声音和“鄉”字一样，所以从“鄉”，是个声。“餌”字，本义是粉做的饼，可以吃的，所以从“食”，是个形；声音和“耳”字一样，所以从“耳”，是个声。自从这形声字一造，一切的东西都可以有名目了。这是因为无论什么事物，总有个意义，所以总可以有个字去配它做形；一切事物，都是先有声音，才造文字，所以这字的声音叫什么，便可以把一个同音先造的字去配它做声。

此外还有“转注”“假借”两种，我在上面已经说明，合起来叫做六书。这便是中国造文字一定不可变的规则。

——钱玄同《中国文字略说》

（2）古籍里面有一字一句久成疑义，或为古人误解的，把它疏通证明，或把它的谬误纠正，旁征博引，发前人所未发，这种文章，叫作疏证文，又叫作“考”——也是解说文。如王念孙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读到“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觉得文字上下有错乱，于是搜集本篇和本书与本句同一组织的句子来疏证其谬而改正之，如下：

念孙案：此本作“自如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自如”者，统下之词，稷下先生即指淳于髡诸人而言。下文曰“自如淳于髡以下”，又曰“自如孟子至于吁子”，《匈奴传》曰“自如左右贤以下至当户”，皆以“自如”二字连文。《田完世家》曰“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此尤其明证也。后人不晓“自如”二字之义，而移“如”字于淳于髡诸人之上，则文不成义矣。

——王念孙《读书杂志》

（3）我们看见了一个火车头，把它的形状、构造、颜色、材料描写之后，恐怕对于机械学没有相当知识的人还是不懂，于是把它里面基本功用说明，如：怎样把锅（Boiler）里的水鼓铸成蒸气，怎样使蒸气运转圆柱（Cylinders）内的塞子（Pistons）、活塞杆（Pistons rods），怎样使得运转曳转（Driving Wheels）的曲柄（Cranks）运动。这种种的说明，可以使读者不但知道它的外观，并洞悉它的作用。这种文章，便是说明书，或表明的附记，或一种制造机器或建筑工程计划书——也是解说文。如：

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今欲利便个人企业之发达于中国，则从来所行之自杀的税制应即废止，紊乱之货币立须改良，而各种官吏的障碍必当排去，尤须辅之以利便交通。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今兹所论，后者之事属焉。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必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之雇佣、宏大计划之建设，然后能举。以其财产属之国有，而为全国人民利益计以经理之。关于事业之建设运用，其在母财、子利尚未完付期前，应由中华民国所雇专门练达之外人，任经营监督之责；而其条件，必以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雇于中国之外人必尽义务之一。及乎本利清偿而后，中华民国政府对于所雇外人，当可随意用舍矣。于详议国家经营事业开发计划之先，有四原则必当存据：

（一）必选最有利之途以吸外资。

（二）必应国民之所最需要。

（三）必期抵抗之至少。

（四）必择地位之适宜。

今据上列之原则，举其计划如下：

（一）筑北方大港于直隶湾。

（二）建铁路统系，起北方大港，迄中国西北极端。

（三）开浚运河，以联络中国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

（四）开发山西煤铁矿源，设立制铁、炼钢工厂。

上列四部，为一计划，盖彼此互相关联，举其一有以利其余也。北方大港之筑，用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之策源地。中国与世界交通运输之关键，亦系夫此。此为中枢，其余三事旁属焉。

——孙中山《建国方略》

（4）又如我们信仰一种学说，深恐学者有所未解，因而把这种学说的根本方法详细说明，使多数人易于领悟，如现在新闻杂志上所载的《伯格森的哲学》《罗素的数理哲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皆是这一类的文章——也是解说文。最好的例子是胡适先生的《杜威论思想》。不避冗长，把它引出：

杜威先生的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但是应付环境有高下的程度不同。许多蛆在粪窖里滚来滚去，滚上滚下；滚到墙壁，也会转湾子。这也是对付环境。一个蜜蜂飞进屋里打几个回旋，嗤的一声直飞向玻璃窗上，头碰玻璃，跌倒在地；他挣扎起来，还向玻璃窗上飞；这一回小心了，不致碰破头；他飞到玻璃上，爬来爬去，想寻一条出路：他的“指南针”只是光线，他不懂这光明的玻璃何以不同那光明的空气一样，何以飞不出去！这也是应付环境。一个人出去探险，走进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树林里，迷了路，走不出来了。他爬上树顶，用千里镜四面观望，也看不出一条出路。他坐下来仔细一想，忽听得远远的有流水的声音；他忽然想起水流必定出山，人跟着水走，必定可以走出去。主意已定，他先寻到水边，跟着水走，果然走出了危险。这也是应付环境。以上三种应付环境，所以高下不同，正为智识的程度不同。蛆的应付环境，完全是无意识的作用；蜜蜂能用光线的指导去寻出路，已可算是有意识的作用了，但他不懂得光线有时未必就是出路的记号，所以他碰着玻璃就受窘了；人是有智识能思想的动物，所以他迷路时，不慌不忙的爬上树顶，取出千里镜，或是寻着溪流，跟着水路出去。人的生活所以尊贵，正为人有这种高等的应付环境的思想能力。故杜威的哲学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知识思想是一种人生日用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不是哲学家的玩意儿的奢侈品。

总括一句话，杜威哲学的最大目的，只是怎样能使人类养成那种“创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使人应付种种环境充分满意。换句话说，杜威的哲学的最大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

因为思想在杜威的哲学系统里占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我现在介绍杜威的思想论。

思想究竟是什么呢？第一，戏台上说的“思想起来，好不伤惨人也”，那个“思想”是回想，是追想，不是杜威所说的“思想”。第二，平常人说的“你不要胡思乱想”，那种“思想”是“妄想”，也不是杜威所说的“思想”。杜威说的思想是用已知的事物作根据，由此推测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论理学书上叫做“推论的作用”（Inference）。推论的作用只是从已知的物事推到未知的物事，有前者作根据，使人对于后者发生信用。这种作用，是有根据有条理的思想作用。这才是杜威所指的“思想”。这种思想有两大特性：（一）须先有一种疑惑困难的情境做起点。（二）须有寻思搜索的作用，要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来解决这种疑惑困难。譬如上文所举那个在树林中迷了路的人，他在树林里东行西走，迷了方向寻不出路子：这便是一种疑惑困难的情境。这是第一个条件。那迷路的人爬上树顶远望，或取出千里镜四望，或寻到流水，跟水出山：这都是寻思搜索的作用。这是第二个条件。这两个条件都很重要。人都知“寻思搜索”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少人知道疑难的境地也是一个不可少的条件。因为我们平常的动作，如吃饭呼吸之类，多是不用思想的动作；有时偶有思想，也不过是东鳞西爪的胡思乱想。直到疑难发生时，方才发生思想推考的作用。有了疑难的问题，便定了思想的目的；这个目的便是如何解决这个困难。有了这个目的，此时的寻思搜索便都向着这个目的上去，便不是无目的的胡思乱想了。所以杜威说：“疑难的问题，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进行。”

杜威论思想，分作五步说：（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

（一）思想的起点是一种疑难的境地。……

（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何处。……

（三）提出种种假定的解决方法。……

（四）决定那一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

（五）证明。……

以上说杜威分析思想的五步。这种说法，有几点很可特别注意。（一）思想的起点是实际上的困难，因为要解决这种困难，所以要思想；思想的结果，疑难解决了，实际上的活动照常进行；有了这一番思想作用，经验更丰富一些，以后应付疑难境地的本领就更增长一些。思想起于应用，终于应用；思想是运用从前的经验，来帮助现在的生活，更预备将来的生活。（二）思想的作用，不单是演绎法，也不单是归纳法；不单是从普通的定理里面演出个体的断案，也不单是从个体的事物里面抽出一个普遍的通则。看这五步，从第一步到第三步，是偏向归纳法的，是先考察眼前的特别事实和情形，然后发生一些假定的通则；但是从第三步到五步，是偏向演绎法的，是先有了通则，再把这些通则所涵的意义一一演出来，有了某种前提，必然要有某种结果：更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证明某种前提是否真能发生某种效果。懂得这个道理，便知道两千年来西洋的“法式的论理学”（Formal Logic）单教人牢记AEIO等等法式和求同求异等等细则，都不是训练思想力的正当方法。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作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

杜威一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重“假设”。试看上文所说的五步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功夫只是要引起第三步的种种假设；以下第四第五两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设演绎出来，加上评判，加上证验，以定那种假设是否适用的解决法。这第三步的假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关头。我们研究这第三步，应该知道这一步在临时思想的时候是不可强求的；是自然涌上来，如潮水一样，压制不住的；他若不来时，随你怎样搔头抓耳，挖尽心血，都不中用。假使你在大树林里迷了路，你脑子里熟读的一部穆勒《名学》或《陈文名学讲义》，都无济于事，都不能供给你“寻着流水，跟着水走出去”的一个假设的解决。所以思想训练的着手功夫在于使人有许多活的学问知识。活的学问知识的最大来源在于人生有意识的活动。从活动事业得来的经验，是真实可靠的学问知识。这种有意识的活动，不但能增加我们假设意思的来源，还可训练我们时时刻刻拿当前的问题来限制假设的范围，不至于上天下地的胡思乱想。还有一层，人生实际的事业，处处是实用的，处处用效果来证实理论，可以养成我们用效果来评判假设的能力，可以养成我们的实验的态度。养成了实验的习惯，每起一个假设，自然会推想到它所涵的效果，自然会来用这种推想出来的效果来评判原有的假设的价值。这才是思想训练的效果，这才是思想能力的养成。

（5）又如遇见历史的事实，一人的行为的奇特，把它的原因结果推阐出来，或把他行为的动机解释出来，这种文章，往往见之于叙事文——传记、历史、小说等等——也是解说文。如：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

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嚭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

……“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史记》

我们读了上面几篇文字，可以晓得解说文是什么，并且可以晓得解说文和叙事文、描写文的区别了。

### 第二节 解说文的两大要素

解说文的目的是：向读者说明一件事理，使他们了然它的内容和意义。那么，作者对于他所解说的物事，必要彻底了解，又要用一种方法，使人一见就明白。所以这种文章有两个要素：

（一）明晰

我们对于明晰的意义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要我们对于所要解释的物事要彻底了解，这是已经说过的了；一个是我们自己彻底了解了，假使像林琴南（林纾）那样“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还是没用。其实不能了于口，或明白地写出来的，实是心里未十分明白。所以要说得明白，写得明白，还是先要心里对于这个题旨十分明白，不然勉强写出，一定是“隔靴搔痒”。

苏子瞻平生诗酒风流，对于酒的酿法很有研究，所以他作的《酒经》一篇，也就非常明晰，现在我把它写在下面：

南方之氓，以糯与粇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烝之使十裂，绳穿而风戾之，愈久而益悍，此曲之精者也。米五斗以为率，而五分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酿，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赢也。始酿以四两之饼，而每投以二两之曲，皆泽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酿者必瓮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盖三投而后平也。凡饼烈而曲和，投者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后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酿与投，必寒之而后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半日，取所谓赢者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饼曲，凡四两，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而再酿之，五日压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劲者也。劲正合为四斗，又五日而饮，则和而力严而不猛也。绝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则糟枯中风而酒病也。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二）兴趣

但是有些人他对于一个问题或是一件物事的现象，晓得很清楚，关于这个问题或这件物事的事实，也晓得的很多，或者可以说全局在胸；然而他说出话来或作出文来，往往犯了宽泛、空想、杂乱无章或轻重倒置的毛病，也是“吃力不讨好”，引不起听者或读者的兴趣来。这个病根在什么地方呢？依然是忽略或轻视文章组织的基本要素——统一、联络和重点——这三个要素又刚刚地在解说文中与在叙述文和描写文中居同一重要的地位的缘故。

（1）统一

在解说文中，要保持统一，首先要限制题旨，就是要选择这个问题中我所最了解的一部分，而又在普通文章范围内可以发挥的。比如我们作描写火车头的文章，可以专门描写中国的火车头或日本的火车头为题旨的限制；描写做酒的制造，可以专门描写中国制酒法，或再缩小一步，描写南方制酒法，为题旨的限制。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排除许多破坏文章统一的材料。

（a）界说。题旨限制了以后，最好的方法是把它下一个很明确的界说或定义。因为读者所想的与作者所想的，往往可能背道而驰，除非你把你所要解说的问题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

（b）种类与差德。怎样才能够把一个要解说的问题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呢？换一句话说，怎样能够给这个所要解说的问题一个界说呢？第一要表明这个问题属于哪一种；第二要表明属于哪一类；第三要表明这类与别类的不同的是什么——差德。我现在索性引杜威先生的话来把界说种类和差德解释一下。他说：

“界说”是表明“类”的唯一法门。做界说唯一的要务，就是先定大类，再加差德。我们要能认识这样东西的大类，还认识它的差德，才是真能知道这个东西。

——《思想之派别》

他又说：

我们更要知道类之为物，不是孤立的，是上下有系统的。“类”的上面还有“种”在。比如我们认定牛马，从牛马上面推，则哺乳动物为种，而牛马为类；再从上推，则动物为种，而哺乳动物为类。从牛马下面推，则牛马为种，而黄牛黑牛、黄马黑马又为类了！

——《思想之派别》

杜威先生前段所谓“大类”就是后段所谓“种”。我们无论选择哪种题旨，都先要表明这个题旨的种类与差德。比如胡适先生的《杜威论思想》，首先把杜威的哲学基本观念“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说出，次则就把他的思想论的特质说出：不是“戏台上说的‘思想起来，好不伤惨人也’”的那种“回想”或“追想”，也不是“平常人说的‘你不要胡思乱想’”那种的“妄想”，他“说的思想是用已知的事物做根据，由此推测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又如苏子瞻作《酒经》，首先提出“南方之氓”四字，可见得他说的酿酒法，是南方的酿酒法，不是北方的酿酒法；次则提出“吾始取面而起肥之……”一句，可见他说的酿酒法，又是他采取南方的酿酒原料而掺以他自己的主张的酿酒法，界说都非常地明显，绝不致令人见了发生误会。既不致发生误会，则读者便可了解他所解说的内容，自然是快活的。那么，这文章的兴趣，便是统一的界说替它保持的了。

（c）区分。我们遇到一个要解说的题目，既然把它的界说弄清楚了，然后就要根据这个界说把它里面需要解说的问题划成部分，有主要的，有次要的，这就叫作“区分”（Division）。这种区分是从界说里抽绎出来的。比如胡适的《杜威论思想》，既把它的界说——“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定了，然后便把这个问题分作五步：〈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又如章太炎先生解说“六书”的意义，首先他拿“社会渐渐开明，事物比以前要多了，那……渐渐里不够用起来了”这个基本观念作“六书”相继发生的理由，于是顺着“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自然的区分，处处都向着那个基本观念走，所以说得“语不离宗”。这还不甚明白，我再拿《左传》上一段文字来做个例：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

公问名于申。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

申说“命名”，以“信、义、象、假、类”为基本观念，就是他对于“命名”定的界说；又据以提出“以名生”“以德命”“以类命”“取于物”“取于父”作为他区分的注脚，然后反复解说，而终结以“大物不可以命”。文章中天然区分，如指诸掌，学者一读自然明白，不需解释。

（2）联络

解说文的联络方法，应注意以下四事：

（a）纲领。作解说文的时候，既然把它的区分划出来了，就应照着它关系的轻重，分出先后的次序，如《杜威论思想》上的第一步、第二步以至第五步，使它互相关联，不致屹然独立，或颠倒失序。

（b）重要的句子。纲领的次序排好以后，把各纲领的主要意义揭示出来，如《杜威论思想》的五步的第一步那一段的主要句子，就是头一句“上文说过，杜威一派的学者认定思想为人类应付环境的工具。人类的生活若是处处没有障碍，时时方便如意，那就用不着思想了。但是人生的环境，常有更换，常有不测的变迁。”第二步那一段的主要句子是：“有些疑难是很容易指定的……但是有许多疑难，我们虽然觉得是疑难，但一时不容易指定究竟哪一点是疑难的真问题。”第三步那一段的是：“既经认定疑难在什么地方了，稍有经验的人，自然会从所有的经验、知识、学问里面，提出种种的解决方法。”第四步那一段是：“有时候，一个疑难的问题能引起好几个假设的解决法。”第五步那一段的是：“第四步所采用的解决法，还只是假定的，究竟是否真实可靠，还不能十分确定，必须有实地的证明，方才可以使人信仰；若不能证实，便不能使人信用，至多不过是一个假定罢了。”——参看《胡适文存》的原文。

（c）转词。但是上面所引《杜威论思想》的五段文的主要句子，都是有次序的数目字在每个纲领之前做它们的联络的，有时这些次序的数目字不能用，它们的次序的联络只得另外设法子了。用相当的转词作它们的联络的媒介，如钱玄同的《中国文字略说》的七段文字是用“不过”“所以”“但是”“后来”“但是”和“此外”，等等，便是这个例子。

（d）结论。我们作解说文的联络还有一个法子，就是于每段之终，把本段的意思用简短的言语总结一下，使读者回顾前景，可以增加他的兴趣，又可推论出下段的意思，这种联络也很自然，与在每段之首提出主要的句子同一功用。请看蔡元培的《国立北京大学校旗图说》一篇，便可明白：

各国的国旗，虽然也有采用天象、动物、王冠等等图案，但是用色彩作符号的占多数。法国三色旗，说是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主义的符号，是最彰明较著的。我国国旗用五色，说是表示五族共和，也是这一类。我们现在所定的校旗，右边是横列的红、蓝、黄三色，左边是纵列的白色，又于白色中间缀黑色的北大两篆文，并环一黑圈，这是借作科学、哲学、玄学的符号。

我们都知道，各种色彩，都可用日光七色中几色化成的。我们又都知道，日光中七色，又可用三种主要色化成的。现在通行三色印刷术，就是应用这个原理。科学界的关系，也是如是。世界事物，虽然复杂，总可以用科学说明它们；科学的名目，虽然也很复杂，总可以用三类包举它们。那三类呢？第一，是现象的科学，如物理、化学等等。第二，是发生的科学，如历史学、生物进化学等等。第三，是系统的科学，如植物、动物、生理学等等。我们现在用红、蓝、黄三色，作这三类科学的符号。

我们都知道，白是七色的总和，自然也就是三色的总和了。我们又都知道，有一种哲学，把种种自然科学的公例贯串起来，演成普遍的原理，叫作自然哲学。我们又都知道，有几派哲学，把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到精神科学，又把各方面的原理统统贯串起来，如英国斯宾塞尔氏的综合哲学，法国孔德氏的实证哲学，就是。这种哲学，可以算是科学的总和，我们现在用总和七色的白色来表示它。

但是人类求知的欲望，决不能以综合哲学与实证哲学为满足，必要侵入玄学的范围。但看法国当实证哲学盛行以后，还有别格逊（伯格森）的玄学，很受欢迎，就可算最显的例证了。玄学的对象，叔本华叫它作“没有理解的意志”；斯宾塞尔（斯宾塞）叫它作“不可知”；哈特曼叫它作“无意识”。道家叫作“玄”；释家叫作“涅槃”。总之，不能用科学的概念证明，全要用玄学的直觉照到的就是了。所以我们用没有颜色的黑来代表它。

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我们固然要研究各种科学，但不能就此满足，所以研究融贯科学的哲学；但也不能就此满足，所以又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绝科学的玄学。科学的范围最广，哲学是窄一点儿，玄学更窄一点儿。就分门研究说，研究科学的人最多，其次哲学，其次玄学。就一人经历说，研究科学的时间最多，其次哲学，其次玄学。所以校旗上面，红、蓝、黄三色所占的面积最大，白次之，黑又次之。

这就是国立北京大学校旗所以用这几种色，而这几种色所占面积又不相同的缘故。

你看它各段之末都有一句结论，如：

〈1〉“这是借作科学、哲学、玄学的符号。”

〈2〉“我们现在用红、蓝、黄三色，作这三类科学的符号。”

〈3〉“这种哲学，可以算是科学的总和，我们现用总和七色的白色来表示它。”

〈4〉“所以我们用没有颜色的黑色来代表它。”

〈5〉“所以校旗上面，红、蓝、黄三色所占的面积最大，白次之，黑又次之。”

是何等明晰！何等的衔接！这种文章最宜于初学作文的模范。

（3）重点

解说文的重点的方法，大概同叙述文、描写文仿佛。如：

（a）空间的重点。遇到重要的地方，详细的说明一下，可以占了很大的地方，使人起一种强烈的注意和感情。

（b）位置的重点。就是把重要的放在前或后，提起人的注意，或引起人的回想。

后一条——位置的重点——前面已说过，不再赘述。现在只提出关于解说文的重点的一个条件：

（c）重要关系的事实说明。演说或作文，或遇到关系重要的事实，必须声明或申叙的时候，应在开始的时候说明或插叙在中间。

如梁启超的《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的头一段：

学校里的讲演，应该是讨论学术，我忽然拈出“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这个怪题，像是很不该。但我想，所谓学术者，并不是专记诵那死的学理，还要兼研究那活的实际问题。我们无论对于那门学术，总应该采这种态度。法政学校学生的态度该怎样呢？自然是要应用法政学理来解决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种种问题，遇有这类目前切要问题为国人所急欲解决而未能解决者，我们便应该从四方八面想出个解决方法供国人采择，这是法政学生应有的特别责任。现在的中国，人民厌苦兵祸，可算得全国人心理所同然。但是苦无救济之法。质而言之，裁兵问题，便是关于我们个人生死国家存亡最痛最切的问题。今天所讲，就是把我个人对于这问题的意见，提出来请教诸君。我讲演之前要先声明一句，我的话丝毫不含煽动性质，我是完全拿学者的态度来讨论政治学上的实际问题。我确信这问题是我们应该讨论而且人人都有权讨论的。

这一段是：一方申述他要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一方表明他讲演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演说时一个最好的“开场白”！又如：

简单说一句，实业界的新人物新方法，对于那旧的，已经到取而代之的地位了。所以有几家办得格外好的，不惟事事不让外国人，只有比他们还要崭新进步。刚才所说的是组织方面。至于技术方面，也是同样的进化。前几天有位朋友和我说一段新闻，我听了甚有感触。诸君若不厌麻烦，请听我重述一番。据说北京近来有个制酒公司，是几位外国留学生创办的，他们卑礼厚币，从绍兴请了一位制酒老师傅来。那位老师傅头一天便设了一座酒仙的牌位，要带领他们致敬尽礼的去祷拜，这班留学生，自然是几十个不愿意，无奈那老师傅说不拜酒仙，酒便制不成，他负不起这责任。那些留学生因为热心学他的技术，只好胡乱陪着拜了。后来这位老师傅很尽职的在那里日日制酒，却是每回所制总是失败。一面这几位学生在旁边研究了好些日子，知道是因为南北气候和其他种种关系所致，又发明种种补救方法，和老师傅说，老师傅总是不信。后来这些学生用显微镜把发醇情状打现出来，给老师傅瞧，还和他说明所以然之故。老师傅闻所未闻，才恍然大悟的说道：“我向来只怪自己拜酒仙不诚心，或是你们有什么冲撞，如今才明白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从此老师傅和这群学生教学相长，用他的经验来适用学生们的学理，制出很好的酒来了。这段新闻，听着像很琐碎无关轻重，却是“科学的战胜非科学的”真凭实据。又可见青年人做事，要免除老辈的阻力而且得他的帮助，也并非难，只要你有真实学问再把热诚贯注过去，天下从没有办不通的事啊。

这也是梁先生的《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那篇演说里的一段言语。照它的本质看来，原来是叙述文；而它在本篇中的关系，却是解说文的性质，因为引这段故事的目的，在给“实业界的新人物新方法，对于那旧的，已经到取而代之的地位了”和“科学的战胜非科学的”一个“真凭实据”。——这样插叙的解说文，也是增加重点的气力的好方法。